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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宋庆龄救济福利事业的转型

来源: 浦江同舟 发布时间:2019-06-12

  编者按:今年是上海解放70 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70年前,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团结各阶层人士合力做好城市接管和建设工作。

  近日,市委统战部专门编印了“统一战线与上海解放——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论文集,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文章,在回顾我党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建设上海方面重大成就的同时,对档案史料进行仔细梳理,就当年上海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阐述,为今天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即日起,同舟君将选登其中的数篇文章,与读者分享。

  上海解放后,正在上海专心从事救济福利工作的宋庆龄就已经在准备迎接新政府救济福利政策可能对中国福利基金会未来工作带来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新中国领导人,宋庆龄开始参与国务活动,同时依旧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领导人,并通过与周恩来直接沟通交流,与他共同研究确定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未来,在他亲自关心下,完成了这一机构的改组。

  一、准备期

  上海解放后不久,宋庆龄便得知会有相关政策出台,并敏感地意识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将会有所改变,并主动采取措施提前应对。她急于了解中国福利基金会在新中国救济福利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中国福利基金会是否要继续办下去,宋庆龄心存疑惑。7、8月间,她派谭宁邦直接去北平,向周恩来当面提出这些问题。

  1949年7、8月间,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谭宁邦在北平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工作。

  9月,北上参加新政协的宋庆龄在北平会见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的伍云甫、熊瑾玎、林仲、马海德等人。宋庆龄与他们讨论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未来命运。

  1949年9月,宋庆龄在北平会见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左一)、副秘书长熊瑾玎(右三)、业务主任林仲(右二)、医疗顾问马海德(右一)。左二为宋庆龄在北平时秘书曾宪植,左四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运输组主任王安娜。

  宋庆龄回沪后不久,10月下旬,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百忙中与沈体兰、吴耀宗等中国福利基金会以及其他救济福利机构的人员,在北京就将来任务问题召开了会议。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有关工作,周恩来的具体意见是:

  1.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暂时按现在的情况进行”;

  2.中国福利基金会“将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促进工作”;

  3.不要在美国发起救灾活动。

  二、介入期

  1.为制定新中国救济福利政策提供意见和建议

  在得知新政府即将召开全国性会议,制定总的救济福利政策之后,12月12日,宋庆龄致函伍云甫,就中国未来的救济福利工作提出了5点建议。包括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决定全国在救济和福利方面的需要;在遵照政府指示前提下授权该机构,向各民间组织分配工作;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出版类似美国援华会的会刊那样的月刊领导救济工作;建立国际宣传机构,募集外援,并宣传新中国。

  2.成为新中国救济福利事业领导人

  1950年4月25日,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开幕会上作《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报告》,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中国福利基金会希望继续致力于国际宣传工作,以非政府机构的名义为新中国发声。

  26日,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董必武在会上作了《关于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的报告。董必武的报告完全吸纳了宋庆龄的五点建议,指出:全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工作方针,应该是统一的;工作计划和范围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的安排,应该是有机配合的;宣传和行动,应该是一致的。

  3.与周恩来共同研究确定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未来

  1950年5月,周恩来、宋庆龄在保卫世界和平宣言书上签名。

  在北京期间,宋庆龄和周恩来就中国福利基金会本身的基础与条件,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研究确定了中国福利基金会今后的方针和任务,宋庆龄认为:

  中国福利基金会由此而成了今日中国的头号福利团体,并对今后大量的领导工作,尤其是在福利领域,负有责任。我们已在妇幼福利与儿童文化领域受命进行试验性的领导工作和建立示范项目。我们还要在这些领域中带头提高技术,并将我们调查与试验的结果宣扬到全国去。

  而宋庆龄极想扩展的国际宣传工作,在这一时期并未确定下来。

  三、改组期

  1.改组计划的起草与意见征询

  宋庆龄回到上海后,根据与周总理共同研究确定的结果,立即着手准备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改组,并夜以继日地为之工作。

  她在5月至6月间,就改组计划和预算草案三次致函周恩来,希望尽快得到回示。

  她认为在妇女儿童工作领域进行试验性、示范性工作并不难,难的是国际宣传工作。

  她希望能由中国福利基金会来承担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国际宣传工作。她在6月3日致毛泽东函中也提到了此事。

  在致周恩来信中,宋庆龄还对第一年如何进行国际宣传工作提出了与西方国家建立友协、创办多语种的对外宣传刊物、拍摄对外宣传新闻片、在北京设立联络处等等的具体建议。

  2.改组计划的实施

  7月25日,宋庆龄主持召开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通过《中国福利会章程》,明确中福会宗旨是“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从事福利方面实验性及示范性的工作,并为中国人民的建设工作进行国际宣传。”

  3.国际宣传工作的最后定位

  8月21日,宋庆龄派陈维博带着中福会的工作计划和预算直接赴京请示。

  董必武的态度是不赞成中福会扩充工作、扩大预算。

  周恩来的态度是:中福会提交的预算不会被缩减;国际宣传计划还需要与外交部讨论后再议。

  9月23日,宋庆龄致函周恩来,表示:愿意修正计划中与其他机关工作有冲突之处;同意国际宣传机构应该设在北京,但宣传刊物开办工作应该放在上海。

  这一表态的结果实质就是,宋庆龄同意取消由中福会设立与各国“友协”的计划,也同意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国际宣传部设在北京,但是她坚持国际宣传刊物应该交由中福会在上海办。

  9月27日,宋庆龄赴京。在1951年2月回沪之前,周恩来曾三次到访宋庆龄在北京方井巷的寓所,就中福会工作进行会谈。国际宣传工作终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确定下来,即中国福利会的国际宣传工作是出版对外宣传刊物,经费完全由政府保证落实,实行京沪分工。陈翰笙来沪负责协助宋庆龄组建国际宣传机构。

  1950年12月31日,周恩来、刘少奇、蔡畅、沈粹缜、曾宪植等人在北京方巾巷宋庆龄寓所做客。

  结语:在建国初期的转型过程中,宋庆龄和新政府对中国福利会的工作计划存有不同态度,新政府最终还是尽力为中国福利会的发展提供大力支持,宋庆龄关于救济福利工作的五点建议也几乎全部被吸收进董必武作为新中国救济福利事业总方针的《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报告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章程》中。尤其是周恩来在百忙之中的亲自关心指导,多次登门做工作,终于争取到了宋庆龄的理解。

  这一事例堪称中共中央求大同存小异统战工作原则的典范。

  (作者:朱玖琳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业务处(研究室)副处长)